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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钧剑:歌唱改变命运

小故事网 歌唱的故事 时间:2015-10-27

足球推荐网站 www.langisle.com   从艺40年,感受生与死,看淡名和利。

  “我是郁钧剑。”坐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大堂,这位曾凭借《什么也不说》、《说句心里话》、《当兵干什么》、《家和万事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的军旅歌手,用最平常的5个字介绍着自己。

  郁钧剑:歌唱改变命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我是比较熟悉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我就有点陌生了;现在的‘90后’,估计很多都不知道郁钧剑是谁了。”郁钧剑毫不避讳地说。不过,饭店一位“80后”服务员见到客人中有郁钧剑,出于仰慕,还是给了他一个“特殊待遇”——免费为其柠檬茶配搭了一小杯牛奶。郁钧剑得知后,意外地笑了。

  歌唱改变命运

  到2011年8月,55岁的郁钧剑从艺正好40年。1956年,郁钧剑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是妇女干部。郁钧剑在家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虽然从小就喜欢唱歌,但他根本没想到这会成为他一生的事业。

  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六个年头,郁钧剑正在广西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当时,各地文艺院校的停办,让文艺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加上“革命样板戏”普及的需求,各文艺团体开始自行招收学员。此前一两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京剧团都曾到广西师大附中招过生,但郁钧剑因“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祖父的四个兄弟都在海外从事飞机制造行业)”,每次都被拒之门外。以至于后来他开始认为,只有“上山下乡”才是自己该走的路。临近初中毕业时,桂林市文工团学员队来学校招生。老师将招生工作委托给已是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的郁钧剑负责。此后几天,郁钧剑认认真真地带着一群满怀憧憬的同龄人去考场,等大家考完了,又认认真真带着他们离开。一位监考老师看在眼里,觉得奇怪,终于在最后一天叫住他:“你怎么不考考?唱支歌吧!”“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短短一首歌,郁钧剑唱了不到5分钟,命运却从此改变——他被文工团学员队录取了。

  进入学员队后没多久,郁钧剑就正式加入桂林歌舞团,学起了声乐。声乐老师对他的评价是:条件不一定是一流的,但乐感一流,很难得。而这种难得的乐感,也为郁钧剑带来了人生的另一次机会。

  1978年,一家香港唱片公司老板来到歌舞团,为该团的歌舞剧《刘三姐》录制专辑。就在等待剧组主演从外地返回时,这位老板无意中看到了郁钧剑的独唱表演。他当即找到歌舞团团长:“我要录这个人(的专辑)!如果答应,我还可以给你们团加送一台电子琴!”脚踏的电子琴,这种当时全广西都没有的时髦乐器,最终让团长动了心。

  一盘磁带,10首歌,录了10天。《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牧羊姑娘》……时隔30多年,郁钧剑仍对录制过程中的点点细节记忆犹新,谈到兴头处,甚至会眯起眼睛哼唱起来。郁钧剑回忆说,当时,那位香港老板一定要他在专辑中录上一首《洪湖水浪打浪》,他一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不录,这是女歌,男声没法唱的!”“郁先生呀,你不懂啊,你们没有市场(意识)。什么男歌女歌,香港人、台湾人都不管的,老百姓爱听什么,我们就给他们唱什么。”香港老板一着急,用一口“香港普通话”做起郁钧剑的工作。最终,这盘取名《洪湖水浪打浪》的专辑销量很好。“我后来听说,很多人从香港回来时,甚至会将它藏在行李中想混入关,海关的人刚查出时,还以为是黄色录音带,可仔细一听,里面录制的却是好听的中国民歌。”

  就这样,郁钧剑成了中国第一位在海外出个人(磁带)专辑的歌手,也是第一位与海外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但当年,还没等专辑出版,郁钧剑就已经离开桂林歌舞团前往北京了,他希望找到更大的舞台。

  数秒钟的煎熬与考验

  1979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小七条九号院的二楼,郁钧剑面对总政歌舞团的各位招考官演唱了两首歌:一首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另一首是当时很流行的歌唱周恩来总理的《假如我是一只鸿雁》。第二天一早,他便接到时任总政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陆德培的电话:“小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昨天的考试通过了。”说来奇怪,郁钧剑考歌舞团每次都是一次过。1975年,他凭一首《乌苏里船歌》考上了总政军乐团,但也是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而未能成行。而1979年,中国已步入改革开放时代,“海外关系”等政治限制少了很多,这帮助郁钧剑最终走入总政的大门。

  刚到总政歌舞团时,郁钧剑是在合唱队。那时,总政歌舞团的节目以“宏大”为主,一台2小时的晚会,百余人的大合唱就要占去三四十分钟。留给独唱的时间非常少。而在歌舞团,像李双江、寇家伦这样有独唱实力的人又太多。不过,郁钧剑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在香港出版独唱专辑的“资本”,进入总政没几个月,就有了独唱的机会。“最初是到张家口802军事大演习、云南扣林山等部队慰问演出;到1983年,赶上团里‘培养新人’,我也有机会正式登上了大舞台。”

  郁钧剑清楚地记得,在老政委乔佩娟、副团长胡德风以及合唱队老队长王莹波等人的坚持下,他终于独立登台。“当时团里排练场有块黑板,每天都会标注类似‘下午×点,某某合乐’的字样,而我的名字上,总会莫名其妙地被人画上叉。为了能上台唱个独唱,我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正式演出那天晚上,郁钧剑站在舞台上,当大幕徐徐拉开,看着台下满满的1000多名观众,他的心似乎一下子被填满了,

  “什么都忘了,没什么比这更激动的事情了!”《送别》、《少林少林》两曲歌毕,沉沉的大幕徐徐拉上,郁钧剑退到场边,站在台口,等待,心跳得像快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站在台上自说自话,就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下来。我们必须在大幕落下后退到场边,舞台监督会观察台下观众的反应,如果大幕完全合拢后掌声还能持续数秒,才能重新拉开大幕,歌手再次登台。这数秒钟,对歌手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和考验啊!”还好,郁钧剑等到了大幕重新拉开的那一刻。王队长说:“小郁啊,大幕拉开了,就意味着你胜利了,什么闲言碎语都不要听了。”

  巅峰时刻激流勇退

  走上独唱道路的郁钧剑,此后可谓顺风顺水。他不断地参加全国全军的各种大型演出,20次参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出访了4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录制了40余种独唱专辑。他将美声、民族、通俗等唱法糅和在一起,演唱风格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但就像任何硬币都有两面,郁钧剑虽然“红”了,但也被推进了各种争执的漩涡。“谁排(名)在前谁排(名)在后,谁上了春晚谁没有,谁多唱几句谁少唱几句,这种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争执,在文艺团体中却不时发生。”郁钧剑无奈地说。其实,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郁钧剑并没有看得太重。“我一直牢记父亲在我赴京时的临别赠言,老子《德道经》中的一句话‘一慈二俭三不为天下先’。”1990年,他甚至将这种心情,写成一首题为《无所谓》的新诗:

  一次成功是一次呕心沥血的跋涉

  走不到头的太阳,永远只能张望

  满眼的金光是密密麻麻在飞溅的创伤

  获奖的喜悦如同一炉报废的钢

  拍纪念照时有一把一只腿短的椅子

  偷偷把胸前的红花垫在下面以免摇晃

  自己懂拿自己寻欢作乐的时候

  便在无所谓里诞生了洒脱

  即使有如此平和的心态,但矛盾还是无法绕道而行。郁钧剑唱了大量军歌,其中在春晚上演唱过的《小白杨》和《说句心里话》,一直在歌坛上有着“到底谁是首唱”的争议。当记者就此事问他时,郁钧剑先是闭口不谈,再三问,才开始“答非所问”:“首唱这个概念,是在1993年毛宁和张咪因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打起版权官司后,才在中国文艺界兴起的。在此之前,任何一个作曲家都会将自己的作品推荐给不同的歌者,希望大家都唱,而这是当时文艺界的常态。那时候中国没有版权意识,谁唱红了归谁。而在我们总政,常常是一个总谱多人唱,也没有什么谁先谁后之分。大量功成名就的歌唱家,都经历过首唱者和传唱者成功之间的矛盾。”1999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针对此事开导他:“任何一件事,两个人同时做,总有一个吃亏,总有一个占便宜,看你是愿意吃亏还是愿意占便宜。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想开些,毕竟50年后,谁还记得谁啊!”听了这些话,郁钧剑豁然觉悟,并开始了思考。

  也是在那年,郁钧剑在杭州的一次演出结束后,被一群孩子围了起来:“郁叔叔,给我签个名吧!”郁钧剑一愣:“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叫我,此前,大家多是叫我‘郁大哥’,最多叫一声‘郁老师’。”紧接着,有个孩子说:“我爸我妈最喜欢听您的歌了!”敏感的他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一个时代就要过去了。他由此萌生了退意。2000年,郁钧剑递交了转业报告。总政一直不批,直到2002年12月,他才从总政歌舞团转业到中国文联。郁钧剑在正当红时果断地离开,让许多人始料不及。老政委乔佩娟至今说起此事,还十分惋惜:“小郁就是这样‘任性’,说打报告就打报告,说走就走了,他的离开是我们军队文艺的一大损失。”

  人生三大乐事

  其实,郁钧剑也未必舍得那个舞台。2002年9月,他还写了一首词《渔家傲·炉灶破了》,其中用“谈何易”、“时犹豫”、“心无底”,来表达自己离开演出团体前后的复杂心态。

  转业到中国文联后,郁钧剑担任文联演艺中心主任,在此后的9年间,他在那里寻找到了更新的舞台。“文联有一个优势,下面11个协会聚集了各界的文艺专家。在这里,我可以负责组织全国的各种大型活动。比如,每年的全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百花迎春’晚会;‘百花芬芳’建军80周年的8场系列演出周、建党90周年的9场‘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系列演出,等等。通过这个平台,我结识了不少朋友,也积累了更多的创作感受和生活体会,具有了更大的人生价值。”

  忙碌工作之余,郁钧剑也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有“三乐”:读好书、交好友、喝好酒。

  读书对郁钧剑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郁钧剑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做过福州中华职业学校校长,也在上海大学里教过书,对诗词书画非常精通。受家庭的影响,郁钧剑从小就酷爱读书。抗战时期上海沦陷,祖父到桂林担任全国厂商会迁桂联合会主任,“听母亲说,当时家中有3间书房,里面全是装满了书的书柜。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将书都运往上海,只剩下空空四壁。那时,我就常常望着空屋子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把他们装满?”这种情结,后来一直影响着郁钧剑。从十几岁参加工作起,他就开始“玩命地买书、读书、藏书”。如今,最令他满足的是,家中已有近40个书柜,藏书近万册,“满满当当的书,积攒着我半生的最爱,它们都已经沉淀在我的生命中”。

  爱书、敬书的郁钧剑也同样喜欢创作。如今,他已经出版过5部诗集、2部散文集和2部书画集。在最近出版的诗文集自序里,他写道:“后来求全在歌坛的名利场上,于快乐与不快乐中拼搏,写诗也就成了一种慰藉。如今到了已经泰然于快乐与不快乐之间的年纪了,写诗便没有浪漫与激动,也就少了许多灵感。”少了“灵感”的郁钧剑又开始进行书画创作,并于1993年6月和今年6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两次个人书画展。

  不过,颇具文人气质的郁钧剑在交友方面却多了几分“江湖气”。他看重朋友情意,喜欢和朋友喝酒交心,现在与他相处的朋友中,大都与他醉过酒。“我一直对‘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认可,君子之交就应该‘浓似酒’。”对于郁钧剑的“喝好酒”,好友黄宏很是感慨:“酒桌上我觉得郁钧剑的风气是最正的,也是最不正的。所谓最正,是说他能喝也能说;所谓最不正,是谁的酒他都能劝下去,即便这个人不会喝酒。”李双江也感叹:“郁钧剑喝酒很豪情,酒量很大,但他喝酒能喝出点文化来,喝出点文章来,还能喝出点诗情来。”郁钧剑说,自己交友从不在乎其身份和地位,和朋友之间也无拘无束。他曾经打电话到黄宏家,一听接电话的是黄宏的妻子小洁,便捏着鼻子说:“宏宏在家吗?”吓得黄宏“一身冷汗”,以后更以“郁哥哥”回敬他。

  郁钧剑有一个幸福的家,妻子是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因为不是圈里人,平时非常低调。“我们是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的,当时见面我有一见钟情之感,后来就结了婚,女儿也长大成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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