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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觉打工梦

小故事网 打工的故事 时间:2015-10-28 林姗姗 大食

足球推荐网站 www.langisle.com   打工至少能解决温饱,可它就像一块鸡肋,消耗了他们的所有青春,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胆小,没有希望,也不敢绝望。

  原地踏步的群体

  十年一觉打工梦东莞南城步行街坐落于新城区中心。冬日,这里行人稀少,各路品牌服饰安静地陈列在敞亮的商店。巨幅广告里,女人裸露出曲线,男人西装革履,卖弄着欲望与格调。步行街的对面,硕大烟囱兀然耸立,滚滚浓烟扶摇直上。错乱的时空感。

  偶尔,36岁的吕莲娟会来这里走走,看着模特身上的时髦服装,有时也幻想自己穿上的模样。但也仅是幻想而已。身上的外套,是花32块钱在地摊上淘来的,已伴随她度过3个寒冬。

  她来东莞10年了。2010年以前,她在东莞南城一家电子厂的无尘室里,日复一日地擦拭电子零件,悄然消耗着青春岁月。

  吕莲娟是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工群体中的一员。过去二十余年,他们潮水般从各地农村涌向城市,涌向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他们聚集在城镇,提供着最低价的服务;他们建造起城市的一砖一瓦;他们进入工厂,推动工业化工程,实现着中国的崛起梦。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夜以继日出卖着最廉价的劳动,生产各式产品:从玩具、服装、运动鞋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甚至波音飞机、空中客车的零部件。“中国制造”走出国门,充斥全球市场每一个角落。

  过去10年,“中国模式”开始被讨论、被总结、被欢呼、被沾沾自喜。2008年,中国举办豪华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现其高大的身躯。2009年,《福布斯》文章称,廉价产品为中国积累了2万亿美元,中国开始了大规模全球收购行为,令世界惊呼:“中国太有钱了!”

  过去10年,这个群体始终伴随着耸人听闻的故事:切指断臂、 跳楼讨薪……不断刷新人们对生活的想象,被关注、被同情;被窥视,被消费。

  “东莞在剧变,但我们没有变,”对于吕莲娟来说,10年来,工资的增长如逆水行舟,物价的飞涨却像脱缰野马,而她摇身变成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负担日益加重。10年前,她和丈夫从广西桂林的乡村出发,来到这个世界工厂,埋进轰隆隆的机器声中,推动这个国家迈向现代化。10年间,世界一日千里,吕莲娟及所属的群体,极少数人幸运而艰难地跃进另一个阶层;另一些人,却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带着一身伤残,被抛回了农村。而她则如同沉默的大多数,在原点徘徊,接受命运,节衣缩食经营每一个日夜。

  被收容的流民

  2000年,孩子才满两岁,吕莲娟随丈夫来东莞打工。当时南城步行街还只是一条臭水沟,要3年以后才建设起来。她在臭水沟旁边的下潡村住了下来,下潡村的楼房当时还毫无踪迹,她望着一片矮小丑陋的瓦房,心想,家里的村庄真是比这里美多了,只是那里太穷了。

  在广西灌阳县江口村,吕莲娟一家3口人种着6分田,“根本没法养活自己”,她说。大多数内陆农村遭遇着江口村同样的贫穷。中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田,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大量过剩。1997年之后几年,农产品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农业生产收入连年下降,还得上交各种沉重的税费。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过着贫困的日子。

  在堂妹的介绍下,吕莲娟进入东莞新科电子厂,400块钱包吃包住。丈夫则在家具厂的流水线上,做油漆工人。两人拿着不到1000元的月工资,花去120块钱,在村里租下了一间小房子。下潡村遍地是打工者,夏天夜晚,卖西瓜的小摊贩把西瓜切成小片,一晚能卖两千片。出租屋挤不下太多人,少年都睡到门口、街上。夫妇俩的小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偶尔躺在床上,畅想着未来。那时,他们还有梦想。

  生活的艰辛在于,满是未知和惊险。那时,每个农民工都要办理暂住证、就业许可证、外出打工许可证,每年办理各种卡证要花上三五百元。若是被查出没有证件,就要被抓到收容所改造劳动。不仅要补办证件,还要罚款两百元以上。每一天,治安队都要到村里来查证,治安员随意闯进他们的屋里,搜查、抓人。

  吕莲娟夫妇老老实实办证交费,提心吊胆,总算平安度过那几年。可她的老乡则没那么幸运——保君三度被抓进收容所,谭大哥掏出暂住证,治安员接过后就将之撕成两半。孙大叔因为操着和打架者同样的口音,也莫名其妙被抓进收容所,不仅罚款两百,还要被惩罚扫地、洗被子。

  2003年3月17日晚,一名大学生走在广州街头,他因没有暂住证,被广州市黄村警方抓走。在收容所,他被脚踢拳打、肘击棍捅,3天后,死于救治站。

  大学生的墓志铭写着: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艰难涨薪

  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由于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一些农民工选择在家务农,不愿回到工厂,不愿继续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

  2004年,因为缺工,吕莲娟成了新科电子厂的正式员工。她有了工资卡。9月,她的底薪为440块,加班114小时,再扣除16块钱绿化费,最终能拿到1179块钱。两个月后,她开始有了养老保险。这突然的改善让她开心了好一阵子。

  每一天,她6点钟起床,在6:50之前赶到无尘室的流水线上,开始清理磁头,到了下班,通常已是晚上七八点,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难以见到厂外的太阳。每一天都累得腰酸胃痛,可她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赚钱的唯一办法是,加班、再加班。

  好景不长。9月,金融危机暴发了。押宝于出口导向的沿海中小企业纷纷倒闭,25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默默返乡,或是往其他地方迁徙。

  吕莲娟所在工厂也遭到金融风暴的袭击。2009年开始,工厂不再让她加班。赚不到更多钱,她也“跟着感觉走”,跟着其他工人消极怠工,在正常上班时间,故意放慢速度,或者干脆站着不干活。

  当不满情绪向生活蔓延之时,新的生命悄然降临。2009年6月,肚子里的小女孩已经4个月大了,吕莲娟忐忑不安地辞掉了工作。她想起那个挺着大肚子上班的工友,竟然生下一个浑身乌黑的婴孩,那孩子不久就死去了。4年前的一个早晨,她刚去上班,因为吸入过量消毒水,晕倒了。之后住院四十多天,除了医疗费,吕莲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她经常头痛,她想那也许是工作落下的后遗症。

  吕莲娟孤独地面对农民工群体共同的问题。他们不仅经常面临工伤的危险,还占据着90%职业病患者份额。有害的工作环境正在夺走他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患上职业病似乎是家常便饭,维权却是举步维艰。

  无力消费

  吕莲娟一家四口挤在下潡村一个小单间里,儿子睡一张床,她和丈夫、小女儿挤一张。小女孩总是哭闹,鼻涕滴答。没有衣柜,衣服都挂在儿子的床尾。房租一直涨,她在村里辗转换了几个住处。这个几平米的小单间,一个月要花去300块钱。

  阳台用铁皮遮顶,铁皮挖出一个洞,让阳光透进这个潮湿的小房间。阳台一端用来做饭,一端是卫生间。下雨时,她就把小煤气炉拖进房子,在地上做饭。

  儿子王大顺是去年接过来的。过去10年间,他都随着外婆留在老家。为了省去春运的费用,夫妇俩从未回家过年——来回的车费要700块钱 ,是平常的两三倍,过一次春节,要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如今儿子长大了,外婆渐渐管不住他。吕莲娟害怕他像村里其他留守儿童,去网吧上网,沉迷于游戏,或是像那个14岁的孩子,吸毒过量而死于非命。

  因为户籍制度,农村户口的王大顺没法享有城市的义务教育。到了东莞,他只能在附近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一年的学费将近5000块,她退回来的社保金,只够支撑他读两年书。

  辞去工作后,一家四口都要靠丈夫一个人养。他在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任何保险及福利。扣掉300块的伙食费和32个小时休息费,每月只能拿到1400块。

  猪肉涨价后,吕莲娟便极少吃。前几天生日,才买了5块钱猪肉煮白萝卜庆祝一番。但她坚持每天煮一个鸡蛋给女儿吃,孩子是她通往未来的入场券。她想着,即便没有储蓄,没有保险,有了孩子,她就不至于老无所依。

  家里几乎没有电器,那台小小的电视,起初吕莲娟因为怕浪费电而不愿意买,还是在丈夫的坚持下,花上60块钱在废品站买来的。

  10年来,最大的消费是去年为儿子学英语买的影碟机,花了将近500块钱。可儿子并不喜欢学英语,影碟机被废弃在一边。他想回家了。他怀念在家乡的河里恣意游泳,怀念在田野间和小伙伴戏耍。他开始在学校里结识老乡、组成阵营,对抗那些欺负人的孩子。他个头矮小,每天都挨人打,可他总是全力反击。“打不过也要打”,这是12岁的王大顺最新领悟的道理。

  吕莲娟想,这个城市永远不属于自己。她也想着回去,可是,老家没有房,结婚时用的屋子还是借来的,再说,生了第二胎回去还要被罚款。

  在去与留的彷徨之间,在随时准备迁徙的不确定之中,在展望未来一片茫然之时,吕莲娟唯一确定的,就是尽可能节省,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费。

  人,变成机器人

  和老乡吕莲娟一样,30岁的保君在东莞打工10年,也从未在春节返乡与家人团聚。他是家里的支柱,每月挣到手的一千多块钱,除了支付自己的房租、伙食,还要养活老婆及女儿。

  “工资越来越少,物价越来越高。城市越来越繁华,可那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是他10年来最大的感受。3000多个日夜里,他有一半的时间,面对同样的流水线,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有时他抬头望望周围,千人一面、整齐划一,再望望那些轰隆隆的大机器,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机器人。

  许多次,他想逃出工厂,去创业,可最终总是以平息冲动、镇压欲望收场。要是失去了几年来的省吃俭用拼命加班才有的小积蓄,一家便沦为赤贫。

  最近几年,这种欲望越来越淡,有时刚泛起一点小涟漪便消失在一潭死水之中,再后来就几乎不再出现了。

  10年来,如同所有的工厂工人,他要日夜轮班。夜晚工作是他最难受最孤寂的时候,他想象女儿的模样,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女儿是他唯一的希望,他想把她健康养大,不再让她出来打工,重复自己的命运。

  保君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打工10年,东莞仍是陌生。自己不属于东莞,他觉得把养老金存在这里,心里特别不踏实。“以后要办理转移,又得一笔路费”,再说,“政府一个字把你卡死了,以前连办个暂住证都很困难,他们三番两次把我抓去收容所,然后罚钱。”

  休息的时候,保君偶尔也去南城步行街走走,自己永远消费不起,只是看着别人消费,幻想自己身着千元西装,“也有个人样”。可他不敢往商店多看几眼,他害怕遇到服务员盯着他的眼神。

  近几年来,保君开始上网了,他看到国外的工会为工人争取利益,羡慕不已,“自己工厂的工会,最多组织大家去看电影。”

  “外国工人最苦最累的活,他能买房开车,在中国,打一年工,打10年工,打60年工,还是那个命。”

  “炒掉东莞,炒掉老板”,他说。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快意。

  回不去的故乡

  如果说,广西老家的山水,仍为保君留一条退路;那么,对于22岁的孙平来说,广西老家的山水,只能永远驻足在童年。

  他的父母在东莞打工10年,每隔几年,就回家盖一点房子,陆陆续续盖起一层楼。作为留守儿童,他也每隔几年就来东莞和父母相聚。18岁那年,他从高中辍学来东莞打工。

  几年下来,他辗转了几家工厂,“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机会学东西,就不想呆下去”,相比起金钱,他更看重技能积累。

  2011年,他回家了一趟,竟觉得“看哪里都不顺眼”。连续几天,他都感到单调无聊,无所适从,“没地方可去,一眼望到尽头。”

  在工厂,仍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孙平并不觉得累。他蜗居在城中村,热爱城市的繁华。他最大的消费是买衣服,一件几百块钱,全是运动品牌。他觉得,唯有穿上时尚品牌,才显得“整洁”,显得与这个城市相匹配。

  对孙平这一代人来说,很早接触网络,打开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视野,接触的是世界最主流的叙述: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他们成长的中国,是一个时空混乱的转型中国,他们从前现代的村野走出来,迈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血汗积累,消费于后现代的狂欢之中。

  18岁的张柱,在一家皮带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每个月,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买衣服,然后和朋友到大型舞厅摇头晃脑地蹦迪。那是他摆脱机械感的一种方式。他讨厌被称为“农民工”,他说,非得带“工”字的话,请将他归类为“员工”。

  张柱利用网络学习劳动法,看看老板的行为哪些地方不符合规范,同时还向母亲普及法律常识——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在过去几年,网络成为新一代农民工了解自身权利、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我的发声渠道。

  2010年,在富士康,13条年轻的生命从高楼坠下,以死亡表达人生之绝望。他们的悲剧唤起了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命运的思考和关怀。而他们,在过去的10年,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的主体。

  “那些跳楼的人脑子都是浆糊,”孙平谴责自杀的同龄人。然而,和他们一样,孙平觉得打工几年,最大的收获是:现实是残忍的,金钱是唯一的逻辑。没有钱,就没法在这城市立足。

  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打工,他觉得他能改变命运,虽然暂时还不知道改变的方法。但他确定,他不愿再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国家一样——“童年的感觉已经消逝了,农村是老一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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